隨著民間借貸利率最高15.4%,一度瀕于失控這個行業正在面臨生死存亡的選擇。

依附于實體經濟之上的大量非銀中介機構將會逐步減少甚至團滅。不合規放貸機構由于運營成本高昂,壞賬控制能力弱,也將失去競爭機會,或被徹底逐出這一行業。

8月20日,最高人民法院召開關于修改《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》決定的新聞發布會,會上宣布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,以每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(LPR)的4 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。

即以7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LPR3.85%的4倍計算,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5.4%,較過去的24%和36%大幅下降。

01、從“四倍利率紅線”到“兩限三區”

民間借貸對利率的約定上限自古有之。自宋朝以來,為借貸雙方能有長期互利關系,有一個傳統的說法叫息不過本。而建國以來,1990年最高法在對《民通意見》的修改稿中曾提到:

“對于公民間的借貸,生活性借貸利率不得高于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兩倍,而生產經營性借貸不得高于四倍。”

在隨后1991年最高法發布的《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》中發生改變,轉而采取“一刀切”的“四倍利率”上限規制模式。即“民間借貸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(包含利率本數)”。超出此限度的,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,這就是著名的“四倍利率紅線”。

到了2002年,中國人民銀行在《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》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標準。而對于超出部分也從“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”變為了“超過標準即為高利借貸行為”。

但在高速發展的經濟下,民間借貸也越來越活躍。大量的民間資金流入到民間借貸中。因此,2015年,持續25年的“四倍利率紅線”退出了歷史舞臺。最高法在《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》中,以“兩限三區”的新規取代了“四倍利率紅線”

即以年利率24%和36%為兩限制:24%以下的利息都保護,為“司法保護區”;超過24%不到36%的部分看作自然債務,給了的不用還,沒給的不能再要,為“自然債務區”;超過36%的部分一律不保護,給了的要返還,為“無效區”。

對高利率與高收益的保護,為彼時的民間借貸一度提供了強勁的動力。與此同時,“互聯網金融”的快速推進,給了那些“死”資金暴利的機會,同時也給那些“失控”的資金漏洞可鉆。金融系統外的資本市場史無前例地活躍,但同時風險也累積到了危險的邊緣。甚至有一些中型甚至大型企業主要收入竟來自借貸,而非生產。相關案件層出不窮,社會風險急劇上升。

2020年是不斷出現“黑天鵝”的一年。從年初的疫情,到緊張的國際局勢,再到如今的洪災和更加緊張的國際局勢,外貿和外需已經亮起了紅燈,讓很多行業和企業都受到了影響,虧損倒閉現象不斷發生,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勢在必行。

02、民間借貸≠金融借貸,但仍受影響

在探討民間借貸利率的問題之前,還要分清一個概念:即民間借貸并不等于金融借貸。

金融借貸是指銀行、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向自然人、法人、其他組織發放貸款的行為。而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、法人、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。

簡單來說,金融借貸放款主體為金融機構,而民間借貸放款主體為非金融機構。

盡管民間借貸利率規范的是民間借貸市場,但包括持牌消費金融公司、小額貸款公司、銀行信用卡業務等在相關糾紛的司法實踐中,地方法院主要參照適用上述法律條文,因此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的大幅下調,將對不少利率高于15.4%的持牌金融機構、銀行、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機構產生沖擊,利率將面臨較大下調壓力。

03、持牌消費金融公司:舉步維艱

棱鏡曾報道過一家持牌消費金融公司。

一款利率36%的貸款產品,12%被資金方銀行拿走,12%被流量方拿走,剩下12%,不良率、催收、數據成本,占到8%左右,剩下4%左右的利率,是這家持牌消費金融公司生存的支撐。

由此可見,利率調整對消費金融公司沖擊比較明顯。

今年由于受疫情影響,整體行業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。此前,不少持牌消費金融公司的貸款利率都貼近24%的保護上限放貸。例如包銀消費金融在支付寶中的“包你貸”利率為23.94%,微信中的“微粒貸”利率為16.42%,不少銀行的信用卡透支取現利息按萬分之五計算,即達到年化18.25%,也遠高于剛剛發布的15.4%司法保護利率上限。

消費金融機構,還算受益者——畢竟有消費金融牌照加持,最壞的結果就是控制權轉讓,不存在倒閉退出的問題。

對于眾多非持牌且議價能力低的民間借貸公司,又當情何以堪呢?

04、民間借貸:重新洗牌

按照傳統金融分類,民間借貸機構大體包括:民間借貸公司、第三方理財公司、擔保公司、銀企對接平臺、網絡借貸平臺、金融超市、私募基金、民資管理公司、民資理財機構、民間借貸登記中心以及典當行等。

對于很多民間借貸機構來說,本身的經營成本較高,很多小額貸款公司都是通過銀行、消費金融公司、券商、信托等募集資金。單就資金成本而言,就可以達到7%或者8%以上。

除了較高的融資成本之外,小額貸款公司的運營成本,人員成本,財務成本,壞賬成本都相對較高。目前大多數小貸款公司的成本都達到15%以上。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把利率定在15%,甚至20%以上才有利潤空間。

一旦利率下調,眾多互聯網金融公司、小貸公司將會面臨更大壓力,很多民間借貸公司不得不轉型。對行業的成本控制和合規控制也會更嚴格,整個行業將面臨徹底洗牌。

 一位民間借貸機構負責人說:“我們現在也轉型給小銀行賣解決方案,幫銀行放貸款,賺點辛苦費。”

而當一些小貸機構或退出市場或另謀生路后,一些剩余的大機構,其管理將會更加規范。無論對于保護借貸客戶,還是促進我國金融的長遠健康發展都是利大于弊。

05、銀行:毫無疑問的受益者

自2010年以來,中國國民的儲蓄率就持續下降,據IMF預測,在2022年之前,中國國民儲蓄率將持續下降至接近40%的水平。

而從2008年最高點時的51.8%下跌至40%,最著急的非銀行莫了。銀行的收益主要依靠用居民的存款貸款給企業,給個人買房以及投資等等。錢少了,意味著用來貸款的資金少了,這正因為從銀行借不出錢,才導致前兩年網絡小貸迎來井噴式發展。

但今年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的影響,國際政經格局的挑戰,經濟內循環的戰略轉變,大量的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受到的沖擊極大。較弱的經濟數據反映出總需求的復蘇仍然長路漫漫。

而在如此羸弱的經濟基本面前提下,我國目前實體經濟的利率水平顯然是太高了!

距離“兩限三區”的發布已經5年時間過去了,中國的利率中樞早已進入下行通道,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也由當初的6%左右下降至如今的3.85%,24%的司法保護上限顯然難以適應如今的市場情勢。

作為承擔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統性風險重任的銀行,此次新政的推行將倒逼銀行繼續下沉業務,在信用分層領域投入更多的資源,培育出信用分層和風險識別的能力,從而讓低成本的資金有能力和意愿走向更為廣闊的民間信貸市場。

06、借款人:喜憂參半

新政出臺的真正受益者,應該是那些本就被金融機構青睞的中低風險人群,借款成本會顯著下降。

金融圈向來是個“嫌貧愛富”的地方,金融機構更不是“施善者”,它們向來偏愛家大業大風險低的“富人”。

為什么會有大量民間借貸公司存在?就是因為很多資質較差的借貸者在諸如商業銀行等機構借不到錢,難融資。

新規的出臺雖然初心是為了緩解疫情之下企業融資難、融資貴以及“套路貸”“虛假貸”等難題,降低融資成本,發揮金融資金的最大效益。

當小貸公司被一道紅線擠出市場,那些本就信用資質差、融資難的小微企業主雖然遠離了嗜血的“高利貸”,但可能又將面臨著銀行借不了民間不給借的窘境。而從陽光到地下,一些地下錢莊和影子銀行可能又要活躍起來了。

從短期來看,整個行業將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。銀行將被逼進一步增強風險識別能力,大量消金公司要爭奪場景,小貸公司則會轉向線下抵押貸業務。而不合規的放貸機構或將會逐步減少甚至團滅或將完成轉型,真正擁抱實體經濟。

從長遠來看,利率的下降有助于幫助實體經濟恢復生機,讓虛擬金融為實體經濟讓利。也只有拯救實體經濟,才是夯實中國經濟的根本力量。社會風險如果再這樣急劇的增長下去,那么后果可能是不堪設想的。

暴利的時代終將結束,15.4%無疑將在中國的信貸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,由此引發的行業巨變將在未來幾年呼嘯而至,或消失或轉型或改革,一個嶄新的時代也將由此開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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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虎嘯商業評論
來源:虎嘯商業評論